1969年，充满理想的泽田在某报社担任周刊记者。他的日常工作是记录在动荡的“现在”中加入运动的积极分子的足迹。面试持续了两年。一天，在一位资深记者中平的介绍下，泽田接触到了一个自称眉山的人。“我们将在这个月内篡夺武器并采取行动。”泽田一方面怀疑男人的话，但另一方面也抑制不住对他的兴趣。很快，事件爆发了，一张印有“驻军自卫队军官遇害”消息的报纸被送到了泽天一直对日本赤邦军时期的历史很感兴趣，争斗和战争塑造了这个国家太多太多。这部片很好地展现了争斗的必然性和丑恶性，传递了一种很扎实的反战情绪。就像结尾酒馆里老板无意一句“做过不就行了”。泽田泣不成声，直到这时候他才撕破了对自己的欺骗：片桐从来没有被审判过，他本就没有抱着正义的出发点，而他最终也做到了，倒是自己被玩了一票，甚至迷失了对斗争正义性的认识，推助了人的私性并导致无辜生命的受害。思想犯、杀人犯和政治犯，自己也跟着偷换概念自欺欺人，到最后还在意反复确证求实这一概念。临近结尾用女孩作为一个局外人来客观评述“没有罪恶都不可能死的却被杀害了”，她始终相信斗争但也发觉了整个正义框架下的腐坏。片桐用拙劣的技法游说各派，他也承认“争斗逼迫自己成为凶器，但以往权力杀人更甚”，一下子把责任抛卸得很远，而在新闻保护的庇护下一步步把渴望参与正义的泽田拉入了深渊。但反过来也会想，泽田和片桐，一个是喉舌一个是激进的自我派，到底是谁成就了谁呢？发现舆论也是把争斗推向自私面的罪魁祸首。背景配乐用大提琴充满了张力，跃动、不安，却终否认不了“难以撼动根基”这一事实。